关于建立金融大部委的说法或将告一个段落了。

　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3日表示，这轮大部委改革中并没有提到金融大部委。“金融没有大部委，国外也没有”。成思危是在其人民大会堂的办公室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上述话的。

　　成思危说，从国内外经验看，货币政策制定执行和金融监管应该相互独立，以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。中国不会再走回头路，央行和监管机构再合二为一“不大可能”。

　　他表示，混业经营和混业监管是一个大趋势，目前混业经营已经在做试点，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，混业监管的条件还不成熟，“本届人大也没有谈到这一问题”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2007年初的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仅强调了应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，既未提建立“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”，更未提建立“金融大部委”。

　　当时温家宝指出，要完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机制，加强监管协调配合；强化金融监管手段，健全金融法制，加强对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特别是投机资本的有效监控，加大反洗钱工作力度，继续深入整顿规范金融秩序。

　　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当时中编办经过调查研究后，三大监管机关重新划归了公务员体系，并完成了这一转换。而记者从监管机构了解的信息也表明，统一监管并未提上日程。

　　“金融大部委的提法不对”

　　对于目前争论很热的“金融大部委”，成思危明确指出“这个观点不合适”。

　　他认为，银监会、保监会、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，不是部委， “不是政府部门的概念”。“政府行使行政权利，而监管机构负责对市场的监管”。人民银行是负责货币政策的，为保障其独立性，也“不能成为一个部委”隶属政府，任何国家都没有这样一个金融部。

　　他表示，从未来走向看，三个监管机构可能合并为一，成为一个统一的协调监管委员会；央行负责货币政策，应起美联储作用，不应同时再有监管职能。

　　“监管和货币政策是两回事，不能混为一谈，从国外经验看，还是分立好。”他指出，以前人民银行改革，相继将对证券、银行、保险三业的监管职能分离，成立证监会(1992年成立)、银监会(1998年)、保监会(2003年)，就是为了使央行能够集中精力做好货币政策，发挥宏观调控作用。

　　如今再将货币政策制定和金融监管的职能合二为一，是“不合适的”，也“不会再走回头路”，成思危明确表示。

　　世界银行中国首席代表王君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，将两种职能合二为一将是一种倒退。央行应该负责宏观的体系性的问题，监管机构则着重微观的产品和功能方面的问题。

　　为统筹协调金融方面的工作，王君提出，可设立一个副总理级的金融委员会。

　　“这是一个金融协调机构，并不代表统一监管”，他道，其目标是促进金融服务一体化，加强调控功能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。具体职能则包括重大战略制定、安全防范与处置、金融问题协调、督促现有监管机构等。

　　混业监管条件不成熟

　　成思危指出，目前中国实现混业监管的条件还不成熟。

　　一是国家有政策、稳定等方面的考虑，另一方面是客观条件不成熟。“我们的监管能力和水平与国外还有差距”，人才储备和技术信息系统支持上也需要积累。此外，金融机构中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。

　　从国外经验看，实现混业监管需要法律框架基础，人大是否已经在做这些准备呢？

　　“本届人大没有研究混业监管问题”，成思危说。

　　但他表示，“混业经营和监管是金融改革的终极目标”。混业经营利于资金有效利用，利于发挥金融各方面的协同作用，利于风险的系统监管，是我国金融改革的目标之一。由于金融全球化、金融监管的减弱和金融创新的发展，混业监管已经是大势所趋。

　　谁来约束监管者

　　从国外监管经验看，保证监管者的独立与约束监管者的权力同等重要。

　　如何做到这一点？

　　成思危表示，“关键要依法办事”。同时要转变理念，“一定要纠正一个观念，监管者和被监管者是平等关系，而不是隶属关系”。另外一个问题，不要老干预市场。“市场有其自身的规律，涨涨跌跌是常态。”

　　他指出，监管者的本职在于为市场创造一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市场环境。为此须真正做到以人为本，保障公众投资者、存款人和投保者的合法权益，并给他们以知情权，同时督促各类金融机构努力降低运营成本，改善服务，使有关群体总体上获得合理的回报。另外，要从信息披露入手，不断提高监管效率。

　　对于存款保证制度，他表示，自己很早就提出了，“这固然加大银行机构的成本，但考虑到银行收益很大部分是来自央行维持的较高利差，现在将其中的一小部分拿出来又算得了什么”。

　　针对行政机构改革过程存在跳不出“精简-膨胀-再精简-再膨胀”的帕金森定律怪圈，成思危表示，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。职能不改变，机构精简了，不久还是要膨胀，因为有那么多事，肯定还会想办法增加人员。

　　“10年前在政协会上我就提出，‘精兵简政’，关键在于‘简政’”，成思危说。

　　对于人大10年的工作，他表示，印象最深最感欣慰的一件事是制定和出台《物权法》。“美国经济走势衰退的可能性不大，全年经济增长大约会在1.5%,不会是负数。”他认为目前流行的中美经济脱钩的说法(由于中国经济有自己特点，美国经济下滑不会对中国有大的影响)是“不全面”的。如果美国经济明显下降，其进口势必要下降，这自然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，“主要是中高档消费品、机电产品”，但“影响程度不会很大”。